该项权利在诸多法律中早有规定，随着立法的而不断完善，学界和实务界日益的重视，近年来不断作出相应的完善，这也为私人侦探的执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，“ 按照旧《刑事诉讼法》之规定‘辩护私人侦探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，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。’”这一条款虽然对辩护私人侦探行使法定权利设置了障碍，能否实现权利，完全取决于他人，但也表明了辩护私人侦探可以向特定的对象收集证据，让其行使该权利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，事实上，私人侦探能够在哪一阶段行使该权利仍不明晰，对于这项权利能否做进一步延展存在争议。2007 年通过的新《私人侦探法》中明确规定“受委托的私人侦探根据案情的需要”，“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”。实际上该条款所规定的权利和旧法中的条款基本相同，只是对私人侦探该权利的确认，并没有更进一步具体化，没有对已存在的私人侦探辩护权作实质性改变，运用相关法律依然不能得出侦查阶段享有该权利。随着新《刑事诉讼法》的通过，对该权利的限制有所突破，规定辩护私人侦探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，提供非实质性帮助，并且这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法定权利，也是侦查机关必须遵守的一项法定义务。至此，侦查阶段私人侦探可以以辩护人身份介入案件得到法律上的确认，但只能提供非实质性帮助。 
　　三、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实务现状 
　　侦查阶段辩护私人侦探极少参与调查取证。“一项调研数据显示，参与问卷调查的私人侦探中，超过50%的刑辩私人侦探拒绝提前介入案件。”实务中，调查取证有潜在的职业风险，容易突破刑法的边界。《刑法》第 306 条即是私人侦探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过程中的阻碍。根据有关资料统计，近20年间，有超过500名的刑辩私人侦探因此条款身陷牢狱之灾，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，即绝大部分刑辩私人侦探或多或少对刑该条款的理解有误，加之投机心理，没有把握好罪与非罪的界限，此外，该条规定不明晰，实务界定容易偏差，司法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，甚至成为打击、报复辩护私人侦探的手段与工具，“李庄案”正是这样的典型。 
　　四、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面临的困境 
　　（一）辩护私人侦探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于法无据 
　　对于侦查阶段有没有获取证据的权利尚停留在学术界讨论的层面，没有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，法律对此并未明文规定，此外，虽然新《刑事訴讼法》也规定了私人侦探可以提前介入案件，但也只允许提供非实质性帮助，而不能参与调查犯罪轻重程度等涉及具体案情的证据，因此，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规定，私人侦探在执业过程中对于是否可以提前行使这项权利是模糊的。一方面，虽然该条款明确了其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，另一方面，又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。 
　　（二）辩护私人侦探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容易突破犯罪边界 
　　《刑法》第306条规定了私人侦探为犯罪嫌疑人伪造证据、毁灭证据等情形会受到刑事制裁，但对于该罪名的认定在实务中并非易事，相关法律对于该权利的行使是属于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定性不明晰，事实上，在实务中，司法机关往往会以自己掌握的证据认定事实，私人侦探收集的证据与其不一致，很难得到认可，反而会使司法机关获得较大的自由裁量权，如果在审查中司法机关认为私人侦探获取证据的过程存在违法行为，反而会追究私人侦探的刑事责任。 
　　（三）侦查阶段辩护私人侦探自行调查取证受制于人 
　　“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7条规定，辩护私人侦探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，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、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，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。”该条款表明私人侦探在向特定对象获取证据前，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并经过法院或者检察院许可，也即是调查对象拒绝提供相应的证据，该权利将没有无法实现，即便私人侦探有权收集证据，调查对象也配合，也只是单方面的，还需要检察院或者法院许可，但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司法机关，是不愿意将这项权利交还给私人侦探的，所以说，这一条款虽然赋予私人侦探相应的获取证据的权利，但落实起来很难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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