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年代初期，上海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私人侦探机构，①开创了中国私人侦探的先河。随后，大大小小的私人侦探所相继涌出，针对这一现象，公安部于1993年专门发出了《禁止开设“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”的通知》（公通字〈1993〉91号）②。从此以后，私人侦探机构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开展活动。 
　　1.主体地位的合法性问题。公安部的《关于禁止开设“私人侦探所”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》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明文禁止私人侦探开展活动的法规。③但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和同年10月颁布的新《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》④，变相放开了私人侦探的设立。但私人侦探业务并未放开，通过国家工商局管理网可以看到，没有一家以私人侦探命名的公司。可见，私人侦探机构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。 
　　2.私人侦探获取证据效力问题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私人侦探机构注册的经营范围为调查和咨询。然而其业务往往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，承揽许多窃听、跟踪、偷拍等业务。我国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对愉拍、偷录等获取的材料并未全盘否定，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，也并未肯定通过偷拍、偷录所获取的材料。由于私人侦探机构采取偷拍、偷录等方式获得的材料本身就超出其营业范围，违反了国家法律、法规强制性的规定，因此，其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材料被排除在合法证据范围内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 
　　3.私人侦探的主管部门。私人侦探由于其特殊性，专家学者对此争议很大，部分专家根据私人侦探的性质，提出由公安机关作为主管部门，对其进行统一监管。但公安机关与私人侦探机构存在一定的业务冲突，作为主管部门会影响私人侦探业务的开展，私人侦探业务将受到非常大的限制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得无能为力。由于主管部门的确实，目前私人侦探机构管理混乱，人员参差不齐，业务手段往往超出法律范畴之外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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